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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2016)發布

2016年12月02日 15: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

 2016年11月29日,由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主辦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藍皮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2016)》新書發布暨非遺保護研討會在京舉辦。

  我國非遺保護的九個新趨勢值得關注

  其一,國際公約精神宣傳更加廣泛,履約能力顯著提升。中國民俗學會作為非政府組織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遺保護事務,對提升我國學者參與國際非遺保護事務、提高對國際公約精神的認識有幫助,而且也會對我國履約能力提升起到推動作用

  。其二,非遺保護與國家戰略的結合更加密切,中國特色更加鮮明。國家發展戰略的提出,在非遺保護領域都有相應的呼應,如非遺傳承人群培訓計劃、扶持戲曲政策、“一帶一路”的非遺交流、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非遺保護、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留住鄉愁”等。

  其三,非遺保護實踐趨于務實、具體,注重與非遺傳承人、現代科技、現代生活的結合。

  其四,非遺保護研究趨于體系化、學理化,國際經驗、理論的借鑒和中國經驗、理論的歸納以及總結更加主動,非遺學科體系正在建立,學科反思的力度不斷加大。

  其五,非遺宣傳活動更加多樣,方式不斷創新,品牌性的非遺展示、展演、展覽活動已經形成,并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國體制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其六,非遺國際交流更加頻繁、主動,文化走出去、請進來的力度不斷加大,文化自信不斷加強。

  其七,非遺保護技術不斷提升,互聯網、智能技術、數字化技術的運用更加廣泛,非遺科技發展迅速。

  其八,非遺經濟發展加快,作為國家文化產業的資源優勢正在不斷顯現,非遺企業正在不斷增加,水平不斷提升,非遺企業上市融資能力大大增強。其九,非遺傳承體系正在建立,社會傳承、學校教育的分工合作模式正在形成。

  我國非遺保護發展中存在的六個方面的問題需引起注意

  其一,如何正確理解和貫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精神,確保非遺保護不離題、不走樣,仍然任重道遠。

  其二,如何理解國家戰略與非遺保護的關系,做到既能夠適應國家戰略,又能夠保持非遺保護工作的獨立性,使二者協調發展,仍然需要努力。

  其三,如何在實踐中真正克服“重申報輕保護”“重開發輕傳承”“重技術輕文化”“重形式輕內容”的頑疾,依然是非遺保護實踐面臨的主要障礙。

  其四,在非遺研究上,如何既能擺脫本本主義,又能避免拘泥于經驗主義,能從實踐中概括出既有中國特色又有普遍價值的非遺理論,是目前非遺研究最大的挑戰。

  其五,非遺保護的規范化工作發展仍然緩慢,《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實施細則仍未出臺,非遺行政法實施缺乏操作性。非遺保護的知識產權建設,仍然處于討論階段,未獲得實質性進展。

  其六,非遺保護技術提升仍待加強,非遺生產的低水平、低效率、低附加值現象依然存在,科技手段介入非遺生產性保護的力度有待加強。

  我國傳統戲劇類非遺保護發展中存在三個明顯的斷層問題

  在當下娛樂方式多元化的時代,傳統戲劇類非遺還面臨著較為明顯的斷層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新編劇作和青年編劇的斷層。當前戲曲院團原創能力不足,新編劇作數量不多,很多新編戲只是為了某次參評而作,并不適合長期演出。“據陜西省戲曲研究院董利森介紹,當前該院劇團日常演出的劇目中,原創劇本數量不超過10%,主要還是依靠傳統經典劇支撐。”這個問題在全國各劇種的院團中普遍存在。新編劇作數量短缺的背后,是青年編劇群體的斷層。當前戲曲編劇隊伍老齡化現象突出,中青年編劇數量嚴重不足。事實上,培養青年戲曲編劇需要較長的成長周期和較大的投入成本。正如王馗指出的,“無論是詩化、音樂化的曲詞撰寫,還是體現行當特點的人物配設,抑或是舞蹈化、技藝化的劇本結構,都對戲曲編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需要相當的傳統文化底蘊和舞臺經驗作為支撐”。但很多劇團受制于編制緊張和生存壓力,很少有專職編劇,大多采用單次購買劇本的形式。戲曲編劇待遇水平相對偏低,而且很難通過長期跟團排練的經歷不斷錘煉自己的創作能力,這在客觀上導致青年編劇缺少足夠的生活保障和成長過程。

  其二是藝術水準和青年演員的斷層。“由于缺乏商業演出機會,今天大多數戲曲演員的工資都很低,特別是年輕演員演出一場戲,有時只能得到可憐的幾十元報酬”,生活的窘迫使得戲曲表演人才大量外流。在原創能力不足且市場不景氣的困境下,留下的演員大多只能靠幾出骨子老戲“吃飯”。青年演員沒有足夠的機會和動力磨煉自己的技藝,只需把幾出常見常演的舊戲摸熟即可,導致藝術水準難有提高。

  其三亦即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則是青年觀眾的斷層。近代以來戲曲以觀演為中心,建設成熟穩固的觀演關系是維系傳統戲曲生命力的核心,而觀眾的觀劇習慣則需要長期熏陶培養。近些年來,戲曲觀眾老化問題越來越突出,身為文化消費主力軍的年輕人卻與傳統戲曲心理距離較遠。楊乾武先生指出:“眼下,演藝市場的消費主體是年輕人,年輕人對戲曲藝術的認知認同嚴重不足,導致戲曲演出舉步維艱,困難重重。如何突破市場瓶頸,克服生存困境,是戲曲人共同應對的時代挑戰。”戲曲觀眾的斷層既有外因又有內因。一方面,當前精神文明成果豐富,大眾文化手段多元。“西方文化的大量引進,娛樂方式的漸趨多樣,戲曲的生態環境大大改變,多樣化的娛樂方式擠占了戲曲的發展空間,生活節奏的加快也改變著人們的審美習慣。”在現代大眾傳媒多元文化手段的夾擊下,年輕人對戲曲藝術的認知與認同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過分強調突出文藝演出的社會屬性,限制回避其商業屬性,傳統戲劇演出長期依賴政策扶持而忽視現代營銷手段,戲曲演出市場化、商業化發育不夠完善,大部分戲曲院團對市場和觀眾需求的感受力也不夠敏銳。

  總體而言,“由于戲曲觀眾老齡化的日益嚴重和戲曲演出市場的不斷萎縮,許多基層戲曲院團面臨著生存發展困境。從業人員信心不足,藝術人才青黃不接,劇目創作經費拮據,演出場地無法保障,輿論氛圍無人喝彩,使得傳統戲曲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傳統醫藥申遺,需打破分類限制,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結合聯合申報項目

  傳統醫藥非遺的內涵豐富:既有知識,也有實踐。那么,與醫藥相關的儀式到底算不算傳統醫藥非遺項目?儀式發生的地點、空間是否與非遺的“非物質性”相悖,是否應該受到非遺保護?

  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是在行政力量的主導下開展起來的,目前名錄體系分為10個類別,主要是為了便于代表性項目名錄的申報與建設。但隨著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深入開展,由“重申報”時代進入“重保護”時代,名錄建設的一些不足開始顯現。從目前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中可見,“安國藥市”在2006年被收錄進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的“民俗”類,“藥市習俗(樟樹藥俗、百泉藥市、禹州藥會)”在2008年被收錄進國家級非遺擴展項目名錄中的“民俗”類,這些項目究竟歸入民俗類更合適,還是歸入傳統醫藥類更合適,是可以斟酌的。

  代表性項目名錄的建設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發展項目,為了更科學地起到保護和發展的作用,應該探索名錄的多種可能性,而不是固化名錄。有些傳統醫藥項目是存在打破分類限制、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結合聯合申報的可能性的。例如藏醫藥,自身已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內容上包括了藏醫療法、藏藥制作工藝等知識與實踐。藏醫藥還有獨特的藏藥加持儀式。在藏藥藥品制成后,為了使藥物效果靈驗,增加藥效,按傳統藏傳佛教儀軌,由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大師作為成修大師,誦藥師佛經。藏藥加持法會作為一種儀式屬于民俗,但它本身是藏醫藥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藏藥加持法會場作為一個神圣莊嚴的場地,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意義,這個文化空間是藏醫藥完整體系構成中的一部分。知識、實踐、儀式、文化空間聯合申報代表性項目名錄,能更好地保證非遺項目傳承的完整性與本真性,有利于維護和傳承傳統醫藥非遺的文化思想。

  中國大陸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非遺保護運動既是冤家,又是親戚

  當下,中國大陸轟轟烈烈進行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非遺保護運動的關系可謂既是冤家,又是親戚。只是更多時候表現出的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冤家的緊張氣氛。但在某些地方,也不乏兩者融洽相處、相輔相成、相親相愛的表現。“如何維護、保育城鎮化過程中非遺傳承的文化空間與文化生態”以及如何以非遺保護為契機,“激發傳統中國村落、市鎮的內在生命力”,從而實現就地、就近城鎮化,這是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非遺保護共同面臨的新問題。

  目前,非遺與城鎮化同行的表現之一,即民間信仰復興已成為鄉村社區營造的推動力。已有一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其中贛南客家太平堡龍船盛會是較為成功的一個案例。村落中的宗族組織以其特有的權威,建立龍船盛會的兩級管理模式,同時“發揮當地精英力量、采借國家符號、凝聚商人資本”,不僅營造了龍神廟與楊村龍舟賽文化技藝傳習所等村落社區建筑,而且以豐富的文化活動形式凝聚了社區共同體意識,進而使這一民俗活動呈現蓬勃發展之勢。而這一切主要來自于民間的智慧,宗族組織的權威和主導作用貫穿整個民俗活動;官方與商業的參與“僅僅只是在受賴氏宗族領導之下的兩支重要力量。由于賴氏宗族在儀式中享有絕對的執行權,從頭至尾,儀式不但沒有‘官方化’,也不可能出現‘商業化’傾向”。這一案例充分呈現了民眾的力量與智慧,以及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能力,也讓我們看到了社區發展以及民俗文化傳承的希望。同時,不難看出,當地文化精英的自我維持以及走出去的精英人物對家鄉建設回饋式的推動,在民俗復興以及社區營造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當地文化傳統得以傳承下去的中堅力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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